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右翼的崛起使得欧陆的右翼政党遭受了长期的压制。二战后，欧洲经济高速增长，提供了极大的财政支持，使得左翼政府得以实施高福利政策，从而稳固了其在政坛的地位，长达数十年。然而，随着经济下行，维持这些高福利的需求导致税收不断提高。由于穷人没有能力纳税，而富人则拥有多种避税手段，最终，税负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。

普通打工人并非无知，他们开始愤怒地意识到，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收入，有超过一半被用来交税。与此同时，那些不工作的群体却能够享受相对舒适的生活，这让打工人愈发失去工作动机。德国总理曾批评民众过于依赖福利，结果遭到反驳，认为在高税的背景下，民众每赚一欧元只能留下一小部分，毕竟谁愿意劳作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？法国一档辩论节目中，年轻女孩表态支持右派，她曾经信奉左翼的高福利理想，但在踏入职场后，终于明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。即便她努力从事基层工作，缴纳各种社保和税款后，月薪仍然微薄，生活负担沉重。

她发现，许多申请庇护的人，无需工作却能领取补贴，月收入反而接近于她辛勤劳动所得的工资。她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在法国，不工作的人由国家供养，而我们上班的人则是用税金来养整个社会。”这种现象令人瞩目，普通人对右翼思想的向心力正在形成。

经济的疲软揭示了左翼高福利政策所隐含的耐心阈限——普通劳动者的忍耐正被逐步耗尽。右翼势力趁势而起，强调福利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，反映了社会底层的真实心声。在瑞典，尽管被誉为福利天花板，但2015年的难民潮使福利支出剧增，地方蓝领工人对生存困境相当不满，发出对福利分配不公的呼声，致使右派崛起。

德国的哈茨IV体系则呈现出极大的争议，尽管为失业者提供了基本保障，但却限制了普通人的力量，他们若挣得多，就会失去福利资格，最终形成非合理的困境：上班的收益，还不如不工作的补贴多。这种现象在荷兰同样普遍，年轻人在经历十年学业和艰辛的工作后，感到和享受高福利的难民家庭之间的心理落差巨大，整体现象体现了整个欧洲福利体系的危机。

随着年轻人对传统左翼理念的动摇，许多人开始向右派靠拢。学生时期无需承担生活负担，容易被高福利和包容的思想吸引。然而，步入社会后，他们成了纳税者，逐渐意识到收入的税负越来越重，但看到的不工作的群体却能够轻松生活，他们难以接受这种不平衡。

右翼政策描绘了对移民和福利的更为严格的标准，回应了对生活的不满，而大众并非反对包容和福利，而是反对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。福利制度的悖论在于它的存在取决于劳动者的付出，然而当这种平衡遭到破坏时，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，最终导致社会的舞台被撕裂。

针对中国，这些教训强调了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，同时务必防止依赖和懒惰的滋长。